巴黎遭到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一百多人罹难，看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震惊、悲伤、愤怒和……尴尬。
因为我是穆斯林，尽管信仰称不上坚定，但生活习惯没什么变化，不吃猪肉，不喝酒，仍然对穆斯林保持情感认同；而那些杀害无辜平民的恐怖分子，也是穆斯林。
之前法国《查理周刊》遭袭，是他们干的；被美国大兵挫败的未遂火车枪击事件，他们干的，绑架并斩首记者和游人，他们干的……从911开始，几乎所有的恐怖袭击，都是他们干的。穆斯林这个绿色——这颜色象征着和平——的标签，被无辜平民的鲜血染得一片猩红。
爆炸案发生后，我的一个朋友在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条没品笑话：
我回复道：理解你。但我和我身边的所有回民，从来不曾祈祷非穆斯林去死。
他向我道歉。我说，该道歉的是那些凶手。
我恨那些凶手，试图把自己和他们切割开来。我告诉那些质疑伊斯兰教的人，恐怖分子只是穆斯林中的极少数，这些凶手让伊斯兰教蒙羞，玷污了穆斯林这个名字。
人们是善良宽容的。《查理周刊》遇袭后，法国人最大限度的展现出了对穆斯林的善意。尽管穆斯林恐怖分子在欧洲屡屡制造暴行，但当叙利亚难民如潮水般涌入欧洲时，德国人不曾推开他们，而是张开双臂热情拥抱。
但我没法做到坦然无愧。欧洲人的善意，并没有阻止恐怖分子继续肆虐，他们甚至把恐怖行动视作狂欢。眼看巴黎恐怖事件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我扪心自问：作为一个穆斯林，你真的没有责任吗？伊斯兰教真的没有责任吗？
为什么从近代以来，伊斯兰教孕育出了极端凶残的暴徒，而基督教和佛教却没有？别说这两大世界性宗教了，哪怕是那些我们斥之为邪教的组织，除了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曾制造出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大部分都是在教内胡为，作践自己，如著名的“太阳圣殿教”，恶行的极致是集体自杀，而未曾向异教徒亮出屠刀；中国人最熟悉的xxx，和恐怖分子相比，简直乖得像绵羊。那些我小时候还轮番在新闻联播里出现的西方恐怖组织——西班牙的埃塔、意大利红色旅、爱尔兰共和军，都是相对纯粹的政治组织，和宗教基本扯不上关系。
瓦法·苏尔坦（Wafa Sultan），一位在叙利亚出生成长，后来逃到洛杉矶的女学者，对伊斯兰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去毁掉别人的教堂；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犹太人，用杀人来表达抗议；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佛教徒，去烧毁清真寺，去杀穆斯林，或攻击人家的大使馆。只有穆斯林，用烧毁人家的教堂、杀人、毁掉人家的使领馆，来捍卫他们的信仰，这是一条不会有任何结果的道路。”
苏尔坦指出：“当穆斯林把人分成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并且呼吁和不信仰安拉的人战斗，直到那些人相信他们所信仰的，他们就开始了这场冲突，发起了这场战争。为了停止这场战争，他们必须重新审视伊斯兰的教义和教规。”
她向伊斯兰世界发出呼吁：“穆斯林在要求世人尊敬他们之前，必须问自己，可以向人类贡献什么？”
作为一个普通穆斯林，我想，可以做到的，恰恰是欧洲人正在给我们示范的：宽容和开放。
我生长在西安回坊，那里是全国知名的吃货天堂。每次回家我都要胖五斤。
回坊人和全国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勤劳善良。有一次我加完夜班骑自行车回家，路面凹凸不平，磕得自行车叮铃作响。巷子里的路灯坏了，如果不是小巷尽头的清真寺亮着灯，我眼前就是一片漆黑。忽然，清真寺的门缓缓关闭，光线被收回到了门里，我眼前越来越黑。我有些着急，用劲蹬脚踏子。这时，只差一线就合拢的大门吱呀一声，又打开了。光线涌了出来，铺到了我眼前。两扇门之间，是一位老人微笑的脸。直到我拐弯走到另一条路，大门才又关上。在我需要光的时候，清真寺向我敞开了大门。这一幕我始终难忘。
就像中国人常讲的传统美德一样，在世俗的穆斯林生活中，并不难发现这样的闪光点。
不过，回坊在文化上相当封闭。这是最让我讨厌的地方。
小孩子都喜欢放炮，但我小时候没法光明正大的享受这种乐趣，我爸不许。因为那是汉民的习俗，要是放炮那不成汉民了嘛。我问我爸，那我当汉民行不，我爸眼一瞪：“别胡说！”我又问：“那半回半汉，可以吗？”气得我爸打了我一顿。
我家不过任何汉族人的传统节日，春节那天从来不吃饺子。以至于我现在成了一个极度缺乏仪式感的人，被老婆抱怨不懂浪漫。
穆斯林通常不和汉民通婚，如果儿女嫁汉或者娶汉，父母会觉得在社区中抬不起头，很多人因此跟亲人断绝了关系。近几年回汉通婚变多了，我好几个姐妹兄弟的另一半都是汉民，但和汉民通婚，在回坊这个熟人社会中，仍然要承受压力。
回坊妇女一般上了岁数都会带头巾，俗称“箍箍儿”——紧箍咒的箍，倒是挺形象。我妈年轻时总是说“我老了才不会带箍箍儿”，但50岁以后，她还是把脸藏在了那副头巾里，因为怕三姑六婆在背后指指点点，有些悍妇甚至会当面指责。
话语是文化的血脉，而穆斯林文化最大的病症就隐藏在话语之中。
回族文化里有个词，叫“卡菲尔（阿拉伯语音译，也译作卡非勒）”。卡菲尔意为不信道者，如果称一个回民为卡菲尔，那是极大的侮辱，无异于骂其禽兽不如。阿拉伯人起誓要先说“以真主安拉的名义”，回坊人赌咒的说辞则是“如果我违背誓言，那我就是个卡菲尔！”
但就是这么一个“罪大恶极”的词，竟然也被用来作为“非穆斯林”的统称。对于回坊人来说，所有汉民都是“卡菲尔”，这是不言自明的。
卡菲尔这个词，深刻反映出穆斯林对于不信教者的敌视。这种敌视不该被视作正当，因为它正是一个穆斯林蜕变为恐怖分子的心理起点。大汉族主义者的话语体系里有类似的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义和团红灯照扶清灭洋，都是从这句话而起。
我上文提到，朋友发了一个拿温和派穆斯林开玩笑的段子，我向他指出不妥之后，他马上道歉了。而我自己、我的家人、我所在社区的居民，乃至全国的穆斯林，都在用类似于“禽兽不如”的蔑称来称呼汉民，就像美国白人堂而皇之的称黑人为黑鬼。我们竟一直不以为耻，安之若素。
兄弟，我要修正我那句话：该道歉的不只是凶手，还有我们，这些用卡菲尔这个词来侮辱你们的人。
穆斯林应该像爱穆斯林那样，爱不信教者，爱异教徒，因为众生平等。即使从功利的角度看，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想获得公众的理解和尊敬，穆斯林应该首先付出爱，向全世界释放善意。从字典里删掉“卡菲尔”这个词吧，这将是穆斯林融入现代文明的起点。
要做到这一点，难，也不难。要诀就两个字：开放。
我从2003年离开回坊，在北京生活了12年，如果不是对这次巴黎暴恐事件进行反思，我甚至想不起“卡菲尔”这个词。任何文化要想健康发展，都需要一个开放的环境，接受其他文化光明正大的竞争，在竞争中互相沟通、妥协、融合，实现文化本身正常的新陈代谢。
极端分子大都产生于封闭极权的国家，正是这种封闭的环境与阴暗的政治企图相结合，才让来自中世纪的文化得以还魂。正如苏尔坦所言：“我们目睹的这场在全球范围的冲突，不是宗教的冲突或文明的冲突，它是两种相互对立的东西、两个时代的冲突；它是那种属于中世纪的心理和21世纪的思维之间的冲突，是自由和压迫的冲突，是民主和专制的冲突……”
普通的穆斯林，应该鼓起勇气审视自己的生活，发现并剔除隐藏其中的平庸之恶。
所以，老妈，如果带箍箍儿并非你的本意，就大胆把它脱下来，扔进垃圾筐里吧，我们不应当戴着中世纪的枷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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